从2002年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到2006年的《好奇害死猫》、《夜上海》，再到今年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的《少年》，仿佛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聊天时可以骤然鼾如雷鸣，瞬时却即刻清醒而思绪不断，他是个出奇聪明而另类的人，经常孩子般无辜和不屑的背后，闪烁着鬼马灵光。

　　张一白进来的时候，盯着每个人看了几眼。眼镜、络腮胡，让人很容易一眼就认出来，无框眼镜配着一黑一红两条不同颜色的镜脚很有点意思。“我没穿过正装，不太知道什么样子的衣服算是正装。”他时不时会面无表情地说一些像小孩撒赖的话来，简单、直接，口吻却让人不辨真假。

　　“电影不存在明天天一亮，世界格局大改变的侥幸”

　　正在筹备的新片《少年》，最初的想法来自于副导演接触的一个故事，张一白听到之后挺感兴趣。“这是特别现实的故事，现在当下的，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重庆。”要追问为什么只能发生在重庆，他皱起眉头想了想，又重复了一遍“只能发生在重庆”，“因为重庆是个现实的城市”，他补充道，恢复一贯轻描淡写的语气。更深的追问就此嘎然而止。张一白的感觉告诉他，就是重庆，没有别的。重庆对于他而言，是有着血缘关系般的地方，在那里出生，度过童年、少年，“亲”但不“近”。

　　从2002年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到2006年的《好奇害死猫》、《夜上海》，今年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的《少年》，仿佛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沉寂三年，有人说他另类，有人说冷静，他说一开头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心情不好，找不到方向，不知道拍什么。接着慢慢地调整自己，变被动为主动，去准备剧本，准备故事，等待下一个机会。“你就别玩儿了，”他对自己说，“还是多为自己储备一些，经历一个把被动转化为主动的阶段。”

　　在那三年里，张一白拍过广告、拍过MTV，给电视剧做过监制，谈到那段工作经验对后来创作电影的影响：“谈不上特别具体的方面，还是为人处世的一种闲散、等待的心态，好多事情不能强求，就需要时间去慢慢打拼、穿透，慢慢地——”他停顿良久，手在空气中往前一推，只说出一个“去”字，好像是要在自己背后使上一把力，“不存在明天天一亮，世界格局大改变的侥幸。”

　　“我很自卑的。”这句话听起来不那么真实，因为张一白无论说话还是不说话的时候，都流露出一股傲气。面无表情、倾斜某个角度仰头的姿势很适合他。但是他说，拍每一部作品时都很紧张，对于自己的创作是否成功，他一点也不坚定，“全凭大家说了算，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每拍完一部，他都有感觉挺遗憾的地方。似乎这成为一种“折磨”，自卑、紧张、遗憾……总要有成就感吧，他的成就感往往是在开机之前——“终于又能拍一部电影了。”拍完之后剩下的就是精疲力竭。“导演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不过还行吧，名也有一点，利也有一点。”张一白成为导演不是为了某种东西，甚至不是理想，就是当作一个好玩的事情而已。他一点也不避讳地说：“我的电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得到过特别好的评价。”他指的是整个市场、票房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