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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同为器官移植,但是换脸现在绝对已经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您认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陈:我想换脸主要是因为脸部器官跟肾脏,和别的器官是不一样的,脸毕竟是一个多个器官的组合体,它至少有眼睛、鼻子、嘴、耳朵,它还分布很多功能,有视觉、嗅觉,吃饭、语言、听力等等这些,所以说脸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器官的组合,这是一个。第二个,脸是一个人跟社会交往的界面,脸还是一个人的本身的身份的标识,脸还是一个法律上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换脸才引起这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 “目前,换脸的成功几率几乎是天方夜谭……” 就在陈焕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当日,中国医师协会美容和整形分会总干事王冀耕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现在国内实施换脸手术最大的技术难点在哪里? 王:目前如果仅是整个脸部的移植是完全不存在技术障碍的,我国的显外科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国内很多整形机构都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换脸之后的恢复等技术还不成熟,这也是换脸能否成功的关键。由于脸部移植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脸部在移植后产生的排异反应比其他部位大得多,如何控制其排异反应,不让其病变,让移植部分能够长期存活下来,还包括面部神经的恢复等等难题还需要时间继续研究。
记者:那么,以目前的技术条件来看,现在实施换脸手术的成功几率有多大? 王:我根本不看好现在的换脸手术能够成功,成功的几率甚至几近于天方夜谭。 首先换脸手术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虽然法国已经有了一例,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其已经成功,在换脸之后到底会发生怎样的适应症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其次接受换脸的人与捐献者不是说换就可以换的,他们需要进行配型,而配型成功的几率也很小,而且捐献者必须是意外死亡,这种几率也太小,更何况手术后的排斥反应控制技术,面部神经恢复等技术都不成熟,所以这样的手术在近期成功的几率非常低。其实换脸手术并不是标志着哪个医生或者哪家医院的水平有多高,而炒作的成分更大一些。 此外,目前换脸的技术完全没有达到可以用于临床治疗的成熟阶段。换脸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不仅指在手术台上将一个人的脸移植到另一个人头上,而且还包括术后的恢复和克服排斥反应,而且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止剂。所以现在我们对法国的这例手术持谨慎的观望态度。
记者:目前法律方面是否对换脸手术有所限制规定? 王:目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卫生部已经组织专家在制定相关的标准了。 事实上,脸部移植和其他器官的移植都属于器官移植,都不属于基本的医疗需求。脸部的移植不是处于对延续生命的需要,是一种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其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大部分人是承受不起的。而且换脸后所涉及的伦理和社会影响很大,可能会受到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反对。伦理学家讲究尊重自然,尊重生命自然孕育的过程,而换脸后如何确定社会关系也需要探讨。 “现在换脸,肯定是违反法律规定……” 就在整形界对换脸手术涉及的技术问题以及是否该在目前开始手术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换脸是否违反中国的法律,是否能让中国老百姓从心理完全认同,也成为了法律界相当关注的问题。现为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分会常年法律顾问的知名律师邓利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就目前法律规定来讲,如果开展换脸手术是否会违反相关规定? 邓:可以肯定地讲,违反了法律规定。按照目前国家医疗美容服务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美容整形医疗机构开展的项目必须是在中华医学会公布的美容整形范围之内,如果开展新的项目必须要省级以上的医学会批准后才可以实施。 换脸,现在并不属于已公布的项目范围之内,而且,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省级医学会批准可以实施这一项目。其次,即使是获得了批准,大量的前期工作也不允许这一项目即可进入临床阶段,根据规定,包括相关的药品、器械在进入临床之前也必须经过相当的论证,要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动物实验的相关资料,要确定进入临床后不具有危害性。
记者:现在很多人认为换脸手术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有一定的违背。您怎么看? 邓:医疗服务的特点最基本的底线是不能给病人造成伤害。我认为如此重大、复杂的一个手术应该首先考虑手术的安全性、手术之后的长期存活的保障性……否则只为了暂时而导致长期服药期间出现问题致使死亡,这也就没有了意义。 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有一个义务:审查这一手术是否恰当,不能病人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次,换脸之后给亲属一个全新、陌生面孔的呈现,这一点需要不只病人,还包括更多的人自身心理上要认知,生命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换脸不应成为炒作的借口……” 在记者采访期间,包括陈焕然、邓利强在内的众多整形界内外人士对现在层出不穷的换脸传闻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换脸已经成为了炒作的一种借口,而失去了原本严肃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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